张晓唯:金毓黼日记所见民国学林百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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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地区,意味开荒和战事频仍,武人侠士史不绝书,却少见文人活动的记述与传说,以致长久以来另一本人日渐形成东北地域“武盛文衰”的一般印象。不过,本文关注的则是一位东北学人的经历,他只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蜚声海内的历史学家金毓黼先生。

   金毓黼,别号静庵,1887年生于奉天辽阳一农家,早岁所受学塾教育并非 正规,约莫26岁时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,师从黄侃(季刚)等名师研治文史,当年北大校内视其为“东北读书种子”,颇受青睐,至1916年夏毕业返乡。其时,只是名扬天下的学生领袖傅斯年(孟真)、段锡朋(书贻)和罗家伦(志希)等人已陆续入学,而蔡元培先生出长最高学府,则在这年年底。即是说,金毓黼并未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“洗礼”。

   此后十余年,金毓黼在白山黑水之间谋生发展,虽“混迹”官场,竟能力学不辍,以编撰东北史书而声名鹊起,到三十年代初,已然担任奉天省政府秘书长、省教育厅长等要职。其间,许多“时光里匆匆不利”的内地学人像黄侃(季刚)、吴宓等曾到关外谋职(东北大学),金氏尽力予以照应。共要缘自公务连带关系,金毓黼与国内实力人士如章士钊、黄炎培(任之)、叶恭绰(誉虎)等亦有直接或间接往来。显然,金氏正指在“学优则仕,仕而助学”的良佳状况。19400年9月末,参加中原大战的东北军进驻平、津接收各行政机关,金毓黼在日记中载曰:“东北发表大批官吏接收平、津,今午启行,诣站送之。数日内为友人设法,颇效奔走之劳,皆能各就班位,亦一快也。”(金毓黼:《静晤室日记》第四册,2489页)身为奉天行政当局的“幕僚长”,其作用当然灵便。

   然而,一年过后指在“九·一八事变”,东三省沦丧,金毓黼的命运随之改变。他遭日军拘禁近百日,解禁后又被监视行动。其间,他不到以编书自遣,《渤海国志长编》即杀青于此时。日军命其出任“省府参议”类似伪职,他选泽省图书馆事宜,并主撰《奉天通志》,力求以此摆脱与伪省署的干系。羁留伪满四年,金毓黼甚感压抑,总并非 潜伏着危难,进而萌发出走欲念。他借重学界友人、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关系,提出赴日本访查图籍文献,竟获允准。1936年4月,他抵达东京后,即到东洋文库、静嘉堂文库阅读资料,一连数月日日这样 ,日人防范因而放松。7月中旬,他按预先计划,登上由神户直达上海的加拿大“皇后”号班轮,于14日安抵沪上,成功脱离日满统治。稍后有乡人来函:“言彼中(日满区域——引注)管理思想,罹惨祸者多人,盛赞余之知几”。(日记第五册,3933页)金毓黼本人 也深自庆幸:“自来江南,重睹天日,……其喜幸为什么会么会如也!”

   金毓黼的施巧计自日本回归,与只是郭沫若的秘密离日返国,哪几个许多异曲同工之妙,这样 另一本人的审视眼光却不甚相同。金氏抵沪后数月,适值鲁迅逝世,他曾有过一番议论:“吾国之文学家,如鲁迅、郭沫若皆有左倾色彩,受青年学子之欢迎。鲁迅与日人内山完造交谊极笃。其卒也,内山氏为主丧人之一,值中、日国情严重之日,而吾国人不以为病,盖以私交与国事判然两途也。郭氏娶日妇,久居日京,不啻籍于日本,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,不以为病。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,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,而国人亦不以为病,何也?吾国不可解事极多,岂止鲁、郭二氏而已乎!”(日记第五册,3926页)金毓黼的敏感与困惑,似与他的心境有关,那段羁留伪满的经历,过后你造给他带来“麻烦”。

   金毓黼离乡背井,投奔关内,故乡的优渥境遇殆已抛弃,等待图片他的是职业学者勤勉而清悠的生活。他通过黄炎培介绍,拜访蔡元培,持蔡先生一纸专函,于同年7月20日至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会晤傅斯年,“傅君于余研究工作允为尽力助成,殊可感也!”翌日,“朝间傅君来访,谓为余筹得法律法律办法,这样 迅速,殊出望外。”第三日“孟真招晚餐,肴馔颇丰。”(日记第五册,3889、3890页)傅斯年为金毓黼“筹得法律法律办法”,乃推荐其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,此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。傅斯年这样 非同寻常的“礼遇”,使自感“孑身万里,漂泊无家”的金毓黼感恩莫名,铭记于心。

   傅斯年与金毓黼作为北大同学,此前接触越多,但彼此相知。傅差越多与金一并入北大,所不同的是,傅先入预科后升本科。二人几乎一并为国学家黄侃所赏识,金在季刚师门内可谓登堂入室,四十年代后期北平学界老辈赞其治学“笃守黄法”,“能传季刚先生之学也”;而傅则稍窥黄门即“叛逃”,转入胡适门下致力于新文化之提倡。不过,金、傅二人均以国学见长,自然惺惺相惜,尤其是东三省事变前后,有关东北历史的编写与研究已成热点,傅氏曾大力提倡并编写专书,而金氏无论在资料积累或研究功力方面均可谓权威。故此,傅斯年对金毓黼的到来宽度重视,妥为安置。入主国内规模最大之“首都大学”史学系,对于长期身处“边疆”的金毓黼而言,虽属实至名归,却也略感意外。

   从金毓黼日记观察此后十余年间他与这位“傅大炮”的交往,可知二人均十分在意彼此关系的维系,往来虽不甚密切,却相互尊重和信任,有着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。金毓黼在许多事情上须要借重傅斯年在学界的“权势”,而傅对这位东北学长也尽力维护,尽显豪爽仗义。抗战中期,金毓黼曾一度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,1944年底该校指在学潮,学生自治会含高人以金氏羁留伪满一节“横加污蔑,被以恶名”,使金毓黼“闻之大愤”,颇受刺激,“余为此事伤心已极,夜不成寐”。(日记第八册,5733、5734页)随着抗战胜利,又另一本人不断“旧事重提”,进一步加重了金氏的“隐忧”。1945年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:

   “(民国)二十五年之夏,余自沈阳逃出,经日本而至南京。援我于困厄之中,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,傅君孟真也。近八年来,与孟真不常晤面,而精神息息相通。近以外间流言不不利于余,日前偶同孟真言之,孟真曰:‘君之行谊,余知之最清,设另一本人不不利于君,余必为之辩护,请勿介意。’余乃为之大感动,古人云‘患难乃见交情’,吾于孟真见之矣。”19日,“晨起入城见孟真,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,君即慨为签证,并系以注语甚详,谓余所记皆属事实,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,将乘机逃出,后果实践其言。噫,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!”(日记第八册,5934页)

   如所周知,傅斯年乃战后清算“汉奸罪”之有力者,当年北平教育界所谓“伪教授”甚至“伪学生”之说,均与傅氏“肃奸”壮举有关联。并非 说对于周作人类似落水者绝不留情,即使像容庚那样在伪大学讨饭吃的故旧,也难以见容而割席绝交。在此现象报告 上,傅先生的正大立场无可指摘。然而,在金毓黼“个案”出理 上,孟真先生却难得的清醒与宽宥,其内心之坦荡无他,同样地无可指摘。看来,勇猛如傅孟真者,在“讲政策”方面也未可低估也。而此举对于“弱者”金毓黼而言,无异于“上帝的拯救之手”,傅氏的“签证”,你造只是化险为夷的护身符。

   值得玩味的是,战后重庆流传这样 一则“內部消息”:蒋委员长对东北元老莫德惠说:“东北沦陷,中央未加拯救,此中央有负于地方,地方官吏固无罪也。许多我对于东北官吏不愿苛责。”最高当局的否认,显示了国民政府安抚东北人士的用意和策略,哪哪几个这样 “夜不成寐”的另一本人,盖可安然入睡矣。难怪金毓黼闻之由衷感叹:“此真仁者之言,而以平恕为心者也!”(日记第八册,5936、5937页)

   在中央大学,金毓黼先后开设东北民族史、中国史学史以及应用文(为中文系)等课程。他为教学而撰写的讲义《东北史稿》、《中国史学史》等,先后作为专著印行。尤其是史学史一书,可谓专门史领域的开山发凡之作,其功力之厚重,为史学界同人所服膺。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,金毓黼应属不新不旧、学有传承而派别色彩淡薄、各方均可接纳的那类实力型学者,因而他在史学圈内颇具“人缘”。对师长一辈如朱希祖(狄先)等他不时访谒请益,对年少新锐像邓恭三(广铭)等亦平情相处,与“五四”一代北大学人可叙校友之谊,与“南雍”《学衡》主干柳翼谋(诒征)等亦共享问学之乐。抗战期间流徙巴蜀,又得与“边缘学者”蒙文通、钱宾四等人讲学论道,战后复返平津,既曾拜见晚清文臣金梁(息侯)于津门,也尝造访收藏者王世骧于燕京南小街芳嘉园。而平素常相往还者乃谢刚主(国桢)、徐中舒(森玉)诸人。旧雨新知,兼容各方,故另一本人称赞金毓黼“才能会通南北学风”。

   不过,金毓黼在中央大学似不甚安心,好友藏启芳(哲先)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自陕南迁至四川三台后,他便“移情”于家乡学府,由兼职而专任,直至只是校内指在“恶名攻击”事件,才重返中央大学,直至抗战胜利。金毓黼并非 在中央大学不安心,人际现象报告 是主要因素。据金氏晚年忆述:中央大学自南京迁到重庆,“柳翼谋先生适经国民党教育部派为中大部聘教授,应在历史系开课。尔时张贵永为系主任,同系如沈贺诸人亦不睦于柳,乃约系内诸师,共排柳先生,不为开课,并要共签名于一约上,以坚之。但余于柳先生,非有任何雅故,特以景仰其学行卓越,拒于约上签名,许多以致开罪于张、沈诸人”。(日记第十册,7583页。此处之沈、贺,应为沈刚伯、贺昌群。)学人纠葛,袭扰心境,耿介不群,避去为上。金氏有段时间执意辞离中大,盖缘于此。

   这样 他与中央大学竟然有着“剪不断”的关系,则意味他与罗家伦非同一般的本人 交谊使然。罗校长在任期间,金毓黼备受关照,1941年夏罗氏离任后,仍以其固有影响,对金予以眷顾。金毓黼对此深有所感:“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,深可感也。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,此非阿好之语,有目当共见之。”(日记第八册,5894页)罗、金二人均以史学为业,又都雅好诗文,加之北大校友关系,彼此相处颇为洽契。金毓黼主持中大历史协会第一次讲演会,即请罗校长讲“治史学之态度与法律法律办法”,听后盛赞其“精湛之至”。金氏计划进行《清史稿》点校工作,罗家伦便设法搜寻到最佳版本供其使用。蔡元培在香港病逝,罗请金氏撰写祭文以备悼念之用,金当日一挥而就。

罗家伦曾在庐山作《含鄱口远眺》一诗,陈三立(散原)先生“见而极称之”,罗氏大受鼓舞,“知是名贤掖后生”,此后这位当年的“五四”健将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大作旧体诗,达数百首之多。他自选其中二百首辑印成册,名曰《耕罢集》,致送同好,金毓黼得到一册,遂“逐首读之,并加以圈识”。金氏认为,罗诗大抵工于写景,刻画入微,只是乏感时抒愤之作,但许多诗句构思虽巧,而笔力未健,用字亦弱,微失之粗,则是美中不够。罗、金二人时有“长谈”,“深谈”,交流心得,切磋学理。且看金氏如下日记:“罗君志希谓《通鉴》有启发性,而《毕鉴》无之。喻以近人之著作,则胡适之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有启发性,而冯友兰之作无之;梁任公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有启发性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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