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政惠:对话汪荣祖:美国的中国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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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受台湾著名大学之邀,朱政惠教授于2010年5月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。其间应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之邀,朱教授提前拜见了汪荣祖教授,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及相关问提报告 对汪教授进行了采访,交换了意见。

  汉学泛 中国学专

  朱政惠:亲们先谈谈汉学、中国学。

  汪荣祖:汉学、中国学,亲们是怎么分的?

  朱政惠:这俩问提报告 现在确有争议,有的机构以汉学命名,有的以海外中国学命名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,肯能这里包括国外对藏学、西夏学等诸多问提报告 的研究。

  汪荣祖:汉学英文叫Sinology,而是讲中国的学问。在国外,汉学与中国科学学不同的提法,有措施学上的区别。二战日后汉学家多在欧洲,亲们比较重视语文的训练,战后的中国学叫China Studies,强调用社会科学的措施来研究中国学。一点汉学与中国研究有时仍混为一谈。

  朱政惠:现在亲们是曾经出理 的,汉学研究还是比较多地指海外学者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;中国学则比较全面,是海外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,包括对现当代中国问提报告 的研究。肯能很正式的场合,就叫中国学,肯能中国学时要包括汉学,但反过来就不行。

  汪荣祖:曾经外国人把亲们混淆了,比如有时亲们叫中国人Chinese,无缘无故仅指汉族,不把蒙古族、满族包括在内。

  朱政惠:请您谈一下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渊源上的区别。

  汪荣祖:两者渊源不一样,欧洲汉学最早从传教士现在结束,还有一小每段是对中国感兴趣的有钱人。亲们当时研究的汉学,重点从语文入手,肯能牵涉什么都 文言文方面的材料,故要把汉语科学学;且研究的项目也多半是艺术、中国文学、历史等。

  美国汉学严格讲起来,主要现在结束二战后,肯能二战期间占据 了太平洋战争,什么都 美国急需一点会日文、中文的人才,这俩,在哈佛,当时赵元任亲们在做中国语文的项目,牟复礼等美国汉学家而是赵元任中国语文班的第一名毕业生。他中国语文根底相对而言更好,我你后能 又读了金陵大学。

  二战后,学过中文、日文,有这方面基础的学者在哈佛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,费正清是开创人。该中心起初叫东亚研究中心,主要项目是中国和日本研究,我你后能 为了纪念费正清,改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。费正清的学问,用大陆的话说很一般,对中国学问的了解都有限。我记得刘子键先生别问我,他到哈佛去做研究计划,费正清问他做这俩题目,刘子键说要做范仲淹,费正清甜得问:“谁是范仲淹?”不过,他是非常能干的人,我你后能 美国学者称他是学术企业家,他创了另另两个 中国研究的重镇。他做事非常有计划,培训了一批人,肯能中国研究刚现在结束,那批毕业的,一点不说,中国史毕业的,几乎占了美国比较重要大学的所有位置。现在不为什么我么我名气的美国中国史学者像柯文、孔飞力,都有费正清的学生,这是美国的渊源。

  曾经费正清当时人不我你后能 叫汉学,他要叫中国学——China Studies,肯能当时美国对所谓西方以外地区的研究叫区域研究,什么都 中国也等于是另另两个 区域,中国研究、日本研究共假如有曾经的区别。有了这俩区别后,什么都 人把所谓汉学与生国学作曾经的区分,也是人为的区分,说得更明白一点,中国研究出专家,如专哪门、哪当时人;汉学家则是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艺术,什么都 懂一点的,开杂货店似的。比如说,在哈佛,费正清是所谓中国学的主要人物,汉学家而是杨联陞,他这俩都懂,指导了什么都 学生,写了什么都 书评,各种书都能评。

  二战后中国研究学院化

  朱政惠:怎么评价二战日后那段过程?包括再前面一点的裨治文、卫三畏等?

  汪荣祖:这俩都当时人,时要说是汉学家,二战后中国研究慢慢学院化、系统了,二战前的个别汉学家以业余兴趣者为主。二战前后是不为什么我么我要的分水岭,即中国研究的学院化。比如美国对越南的研究在越战前根本如此。我你后能 越战打得天翻地覆了,才在哈佛设了全美第另另两个 越南史讲座,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。美国是西方中心主义,地区研究以欧美为主,对一点地区的研究讲究实用主义。

  朱政惠:实际日后还是有积累,包括拉铁摩尔等学者,您为什么我么我会 看?那时有一批了,还有顾里雅。

  汪荣祖:对,顾里雅在芝加哥大学,也是学院中人,他与费正清是同一辈的人。费正清我不为什么我么我提出来,是肯能他影响比较大。费正清原而是经营哈佛另另两个 学校的东亚研究,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冷战的不断深化,“中国热”起来了,美国一般的大学也都开有关中国的课程,而斯坦福、芝加哥等1另另两个 大学甚至设置了不为什么我么我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,这而是为了解中国。

  我能 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,在20世纪30—70年代,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科学学美国东西另另两个 研究中国的重镇,就像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科学学大陆史学史的另另两个 重镇一样。为这俩?肯能在华盛顿大学也另另两个 像费正清一样的人,曾经他如此像费正清那样能干,他叫乔治·泰勒(George Taylor),中文名字叫戴德华。他也是肯能战时在中国学了中文,战后就到华盛顿大学办远东学院,上边有中国、日本、俄国的研究。当时那里的学者包括萧公权、李方桂、卫德明(Helmut Welheim)——卫礼贤(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易经专家,德国犹太人,曾长住在青岛)之子。卫德明生于山东,讲汉语带山东口音,他来到华盛顿大学后做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。那个时代搞中国学研究的都有这俩背景。

  美国人的中国研究很实用

  朱政惠:如此,您看美国中国学的总体发展的特点怎么?

  汪荣祖:二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兴盛,主要意味着着而是为了解中国,这是总体的、根本的特点。我能 感触很大的是,亲们中国孙子说“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”,我实在美国人用得很好。美国是把中国当敌人来研究的。什么都 冷战期间,亲们花了一定量金钱和精力研究敌人——中国与苏联。我在美国念书时,美国政府给我你后能 研究中国的人,尤其是退伍军人什么都 奖励金。

  曾经特点,美国所谓汉学,尤其是二战后,时要说从汉学到中国学,亲们所谓中国学,而是用社会的措施来研究中国,把中国当区域,不像日后汉学那样有关中国的都研究。这实在与整个历史学的研究方向,即用社会科学措施来研究是同步的,肯能历史自学碰到经济问提报告 、社会问提报告 ,甚至心理问提报告 。亲们的所谓中国学不仅仅是历史,还包括哲学、艺术、文学。

  还另另两个 特点,强调研究当代或近现代,这在我看来有美国的实用主义在上边。亲们对中国有兴趣,想了解中国共产党,研究大陆。据我估计,当时有关中共研究,在美国出版的肯能超过大陆出版的书。迈斯纳(Maurice Meisner)写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,从细部来研究。史华慈的第一本书《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》,还有史料集。像曾经的书什么都 。

  另外,除了研究当代更有用外,从语言淬硬层 ,对美国人来讲研究当代比较方便,肯能白话文多;研究清朝日后都有文言文,就比较困难。一点,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肯能主要还是语文训练的问提报告 。亲们多半到了研究所才现在结束学中文,太晚了,即使在大科学学什么都 为什么我么我晚了。

  历史研究只有太过模式化

  朱政惠:美国中国史研究模式频繁变化,一路下来什么都 什么都 ,为这俩变?您怎么看?

  汪荣祖:模式英文叫Model。当时很流行,可现在不越深。意味着着是当时亲们什么都 为什么我么我想出奇制胜,肯能模式与别人不一样,就比较引人注意。亲们另另两个 说法,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,美国整个学术界面临着“publish or perish”(沒有版就灭亡), 研究中国方面的也无法出理 。去高校教书,几乎如此“铁饭碗”,每三年审查一次,肯能连续6年升不成副教授就要走人。为了生存就要出版。曾经炒冷饭没措施出版,什么都 一定要新,要有Model。结果,模式泛滥,变得如此价值。用模式来套,不为什么我么我像国内以论带史,模式而是论,找点史料配合模式,就出来新东西了,可不久会被否定掉,但这如此关系,假如出版就时要了。这是另另两个 流弊。

  您日后讲有什么都 模式,模式哪里来?而是从社会科学那里来的。比较重要的模式,费正清现在结束所谓“挑战与反应”而是另另两个 模式,但都有他当时人发明的,是英国大历史家汤因比发明的,他的《历史研究》基本思想是挑战与反应。费正清在台湾曾很红,曾经他的模式有很问提报告 报告 。我有一本书《史学九章》,上边有一章就批评他。他很欣赏中国,但他不懂中国,他的模式一套在中国就出问提报告 。你爱不爱我“挑战与反应”,说挑战越凶,反应越强,这俩,正是黄河泛滥的挑战才有中国文明,他别问我长江挑战更厉害,说不通的。曾经费正清就把这俩用来研究中国,他搞中国近代史,看西方挑战与生国怎么反应。他编了什么都 材料,他与邓嗣禹编的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》(China’s? Response? to the West)这本书,从魏源、冯桂芬以来对西方的表态 来看,这俩模式似乎蛮好的,的确整个中国近代史是对西方的反应。但中国一点被看做很被动的,对此史华慈就不太赞成,实在越深糙。你爱不爱我西方对中国挑战是这俩挑战?中国反应是哪一每段、这俩样的反应,情况报告什么都 样化。什么都 “挑战与反应”这俩模式太简单化了,我你后能 慢慢不谈了。

  我你后能 他的学生柯文提出从中国看历史,这实际上也是有这俩模式。我当时人认为,挑战与反应大的框架还是时要用的,柯文的是补充。模式总的说还是太机械化。整个历史、人物发展一定是有例外的,什么都 我实在最近的发展,你我你后能 也提到所谓新文化史、后现代影响,现在很少人们(大慨研究历史的人)再建立模式来写历史,当然政治学肯能一点方面也还有。

  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创造新理论

  朱政惠:模式与思潮有这俩样的关系?

  汪荣祖:我实在模式主而是社会科学的思潮引起的,肯能社会科学讲究模式,亲们学历史的就想用,把Model拿来出理 历史问提报告 。所谓模式,而是理论,想把历史插进理论里头,看起来很科学、很整齐,但还是有问提报告 。

  要根据西方经验来套另另两个 不同的历史经验,这就会有问提报告 。亲们应修正模式。研究中国历史,最重要的,都有完整排除任何模式,大慨亲们不不 来改造西方模式,用中国的经验来改造西方的模式。比如,西方的“都市发展”有当时人的模式。按照西方都市发展的经验,都市首先一定是文化的中心,一点有市政府、教堂、公园。但肯能用西方模式来看中国都市,就不对了,中国的庙都有郊外,除了城隍庙,中国如此市中心等等的东西。牟复礼教授研究苏州,说中国都市特点是所谓城乡合一,实在中国城墙围起来并都有文化的界限,肯能有什么都 富人、有学问人住在城外。就此他得出结论,不不说能像西方那样划界限,“都市乡村有一致性”是中国城市的特色。什么都 应根据中国都市的发展经验,来修正西方的都市模式,曾经才有更大的贡献。

  现在最糟糕的情况报告,是拿西方的东西来硬套,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套中国的历史;最好的情况报告应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新理论。中国的历史哲学为这俩不发达,这很值得注意。实在西方的历史哲学也是根据西方历史的经验而产生的,可亲们有如此长的历史经验,却很少有历史哲学。余英时说只有章学诚搞的研究有历史哲学,不为什么我么我言过实在,我不太赞成,实在有什么都 历史哲学藏在各种论文中。但总体上讲,与西方比还是不发达,太薄弱。我实在要出理 另另两个 问提报告 ,而是不不说套模式。套模式,简单来讲,而是以论带史。

  史学史的研究只有数人头

  朱政惠:回过来,您怎么看中国史学史研究?

  汪荣祖:我当时人有感觉,看过什么都 中国史学史,从金毓黻现在结束,奠定了基础。曾经我认为基本上如此脱离另另两个 写法,叫数人头,从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曾经无缘无故写下来,详略不一。我的老学长杜维运毕生研究史学史,很有成绩,他的三大本中国史学史远比金氏完整,曾经基本上如此越深突破,主要还是介绍历史学家与历史书。大陆的亲们瞿林东用马克思主义观念来出理 历史的发展,著作甚丰。我早就听说复旦的朱维铮想写史学史,我看过他给我的大纲,倒是有新想法,但好像还没写出来。

  西方人写史学史,是在用思想史的措施来写。最基本的几点,而是还是以史家为主,西方思想史与日后旧的不一样,亲们日后的思想史与学术史如钱穆等所写不不说太一样。这俩是思想史?史华慈的定义而是“人在想”(man thinking),而是亲们研究思想,要从人的思考这俩问提报告 出发。具体说,亲们日后研究儒家,说他怎么,一大堆,曾经思想史是讲个别儒者的思想;换言之,孟子与韩愈的儒家思想,与康有为的都有一样,要把曾经的区别开来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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